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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丰的博客

《日本新華僑報》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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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丰  

知日,也就是了解日本,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日知,每天都要有所吸纳,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作为一个从事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传媒工作的传媒人,最终还是要适应传媒的时代变化,走进博客。但是,时代的变化,依然不能改变的是——传媒人还是要传思、传情、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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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丰为《万条微博说民国》写后记  

2013-12-31 08:22:00|  分类: 蒋丰,副教授,后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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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触摸的民国竟是那般难以评说

蒋丰为《万条微博说民国》写后记 - 蒋丰 - 蒋丰的博客

说起民国,我情不自禁地从每次回国所居住的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华侨大厦向外眺望。就华侨大厦来说,这还是1959年纪念新中国10周年之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倡议下兴建起来的。当时,被称为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可以想象,在中国大陆取代中华民国政权10年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心中是如何牵挂着千千万万的海外游子——华侨。即使如今,敦实壮观的华侨大厦的琉璃绿色瓦顶也是与斜对面的、同样是当时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美术馆的琉璃黄色瓦顶遥相辉映,构成北京的独特风景线之一。但是,现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华侨大厦的原址在民国初年还是一家殡仪馆的所在地,著名民国军阀吴佩孚的葬礼就是在这里举办的。

现在,华侨大厦马路对面的左侧,已经巍然耸立起一座大楼,而那楼的背后还有小小的四合院的院门,今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个小院是民国初年的大总统黎元洪曾经居住过的。顺着华侨大厦马路右侧走下去,就是五四大街——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数万名莘莘学子在这里点燃爱国激情,掀开了中国现代史的辉煌篇章。再往前走,就是北京大学的“红楼”,造就了中国一代又一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化学者的学养“圣地”。当我任思绪飞扬,从“五四大街”跳跃到张自忠路时,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曾在那里居住,想起了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惨案”,想起了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拍案而起,想起了抗日勇士为国捐躯可歌可泣的英勇行为。民国,离我们真的是这样地近,这样地近,随时随地,触手可摸。但是,我们真的了解民国的历史吗?

谈到民国,对一位又一位人物,究竟应该怎样评说,似乎总是争论不休的。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已故的外公——美国哈佛大学汉学教授杨联升先生。他当年同时考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最后在其父亲的劝导下进入了清华大学经济系,从师陈寅恪先生。或许因为如此,他心中从此留下一个千转百回纠结至死的“北大情结”。杨联升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曾任学生会主席。但是,当“北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候,当学生们有组织地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杨联升先生悄悄离开校园回到老家保定,在那里潜身读书,写出至今仍被海外史学界推崇的名著——《东汉的豪族》,被商务印书馆一版再版。对此,是把杨联升先生称为“逍遥派”好呢?还是称为“逃兵”好呢?

杨联升先生的恩师之一钱稻孙先生,曾在伪北大任职。他给杨联升先生发过一张讲师的聘书,月薪80元。结果,杨联升先生给退回了。接着,钱稻孙先生又发来一纸副教授的聘书,月薪120元。杨联升先生照样又给退回去了。他说:“80元一斤的酒,我不喝;120元一斤的酒,我也不喝!”对此,又应该怎样评价呢?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杨联升先生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毕业前夕曾经与胡适先生通信,约定好毕业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杨联升先生与同在哈佛大学留学的周一良先生、吴于瑾先生并称为中国优秀的“哈佛三学子”。后来,周一良先生回到祖国,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吴于瑾先生也回到祖国,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杨联升先生却因为在联合国教授中文而未能在1949年以前回到祖国。对这种“想回”、“回”与“未回”又应该怎样评说呢?

我记得那是“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向侨务部门作出指示:“可以请在美国的赵元任先生、杨联升先生等回国来看一看。”这样,1974年,离别祖国大陆三十多年的杨联升先生在宣布辞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后终于回到北京。据说,当时他是第17位为了回大陆而辞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海外华人学者。我清晰地记得,杨联升先生回到新开路胡同56号,在众多亲属面前看到他的母亲、我的太外婆的时候,他俯首说道:“老人家,您还好吗?”当场,大家都哭了。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归”的感情,只对把母亲叫作“老人家”的称呼印象深刻。这,就是民国的一种文化素养吗?

1976年,杨联升先生再次回到祖国,就居住在华侨大厦。其后,到北京大学讲课,是杨联升先生的心愿之一。他曾经通过挚友周一良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学术文章,给周一良先生的信中叙述在北大讲课的愿望。但是,杨联升先生直到1992年病逝,都没有能够实现登上北京大学讲坛的梦想。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抱恨而逝的。每念及此,我就恍然明白:对杨联升先生这样一位海外汉学大家尚如此难以评价,对民国时期的人物又怎能作做出盖棺定论式的评论呢!因此,我愿意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多讲一些民国人物五花八门的故事,让读者们知道:人,真的是丰富多彩、多姿的。

说起民国,我心中还有一丝留恋。恢复高考以后,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我的同学赵黎定带我去见他的父亲、曾经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先秦史的赵光贤先生。这是一位从民国走过来的老先生。他的卧室里面,除了四处可见的泛黄的线装书以外,就是一盒子一盒子资料卡片。后来,我在陈继珉先生手下主攻明史,陈先生病逝后我转身到顾城老师门下。在他们那里,我都曾看到先生们抄录的一盒一盒卡片。说实话,上大学4年间,我自己也曾摘录了大约四、五盒卡片。但是,后来都不知去向了。我要感谢新浪微博,这种自媒体的、140字的形式,与我当年求学时废寝忘食地摘录卡片多么地相似啊。于是,我一发不可收地用这种“卡片的方式”辑录起“万条微博说民国”和“万条微博话日本”这两个系列。我时常有一种重回校园、重返图书馆、重现青春的感觉。

谈到民国,特别是在我不断地辑录和不断地在微博上发表的过程中,不断地有网友问我这里面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我呢,坦率地告诉读者,我完全是随性辑录,没有胡适大师那样的考据癖,也没有他那样的学识素养和能力。民国的有些历史事实,永远说不清楚的。比如,当年是如何活捉张辉瓒的,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民国的有些历史事实,今天看来是以讹传讹的,但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比如,抗日战争烽火年间孔二小姐带狗坐飞机的事情。民国的有些历史事实,至今也还有不能够说出来的。我呢,努力求真,不能确保其真。我更希望读者如果发现这个故事的背后有“失真”的话,更能够自己动脑子想一想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小编曾经问我想不想把这本书打造成为一本精品书籍,我明确地回答:“不想!”我记得老人家当年曾经说过:“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面走出来。”我则想套用这个句式说:“让历史从历史学家的课堂里走出来。”我喜欢那种“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谈论历史。我期待着这本书的内容能够让读者在厕所里面看,在饭桌上面说,在会议上面讲,成为一本“草根民国史”的读物。

在本书的辑录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有些做了直接的钞录。在这里,对各位著者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的辑录过程中,《日本新华侨报》社长吴晓乐女士给了我大量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从辑录开始到结集成书,东方出版社总编辑许剑秋先生都给予了大量的指导和具体帮助。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后期编辑的时候,刚刚到东方出版社的小编邹绍荣女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要深谢我的挚友杨锦麟老师。他在新浪微博上对#万条微博说民国#的点评、转发,都推助了一股“民国热”。他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让我有了更多的收获。

#万条微博说民国#,如果都写出来,大约要有140万字的。我希望从下本书开始,能够进行分类叙说,打造系列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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